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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母子生隙（第1页）

3。母子生隙

同治八年（1869），帝师李鸿藻给同治帝出了一道作文题，让他写一篇《任贤图治》。将近一个小时，同治帝才写了寥寥四十个字：“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治矣。”尽管篇幅很短，但观点却让李鸿藻等人相当满意。李鸿藻面奏慈禧，说“圣学宜勤，不胜大幸”，意在请太后归政。但恋权的慈禧却以同治帝“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撤帘归政。东宫慈安太后请为皇帝筹备大婚之礼，也因安德海事件而暂时搁置。

又拖了两年，到同治十年（1871），同治帝已经十六岁了，婚事和亲政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清朝历史上，顺治帝十二岁亲政，康熙帝十四岁亲政，慈禧再也找不到拖延的理由，只得承诺在同治帝成婚后归政于他。于是，两宫太后和王公大臣们开始为同治帝物色皇后人选。

两宫太后把满蒙文武官员家中待字闺中的女孩都调查了一遍，耗时数月，方才挑选出十几个淑媛，又从中筛选出几个。

一晃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皇后人选进入最后的表决阶段。二月初二，对初选出的三名女子进行表决。慈禧坚持选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当时年仅十四岁，资性聪慧，容仪婉丽，是满洲正黄旗人，世代均出将入相。慈安太后则看中了同治三年（1864）科举夺得一甲第一名的蒙古状元、翰林院侍讲崇绮（5）的女儿阿鲁特氏。她雍容端雅，美而有德，性格直爽，不善阿谀。另一位则是知府崇龄之女赫舍里氏，亦品貌俱佳。

慈安太后说：“女子以德为主，才貌倒还是第二位，不知这几个女子中，哪个德行最好，堪配中宫？”慈禧则说：“闻得这几个女子，崇女年纪最大，今年已十九岁，凤女年纪最轻，今年才十四岁。”慈安太后随即接过话头：“皇后母仪天下，总是年长的老成一点。”慈禧想了想，又道：“凤女虽然年轻，但听说她很贤淑。”慈安太后又道：“皇后册定，妃嫔也不可少，这样的女孩子，都选作妃嫔便是。”

两宫太后意见不一，只得将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同治帝。出乎慈禧意料之外的是，儿子竟站在东宫太后一边，选择了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慈禧当即显出不悦之色，但又没办法改变结果。二月初三，两宫太后颁发懿旨，选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为慧妃，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崇绮的妹妹阿鲁特氏为珣嫔，并预定九月十五日为同治帝与阿鲁特氏举行大婚。

随后，同治帝的大婚典礼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恭亲王奕訢等一班亲王郡王，军机处的文祥、桂良、宝鋆以及礼部尚书等皆迎合慈禧偏爱奢华的喜好，所定典制比往时繁缛数倍。因此，同治帝的大婚典礼堪称清朝史上最奢华的帝后大婚。

九月十二日，因大婚期近，同治帝遣官祭告天地太庙。次日，同治帝亲临太和殿，阅视皇后册宝，派惇亲王奕讠宗为正使、贝勒奕劻（6）为副使，持奉册宝前往皇后府邸，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又派大学士文祥为正使、礼部尚书灵桂（7）为副使，操办礼典。

当时有位洋人叫威廉·辛普森，他制作了皇帝大婚的版画纪念册。辛普森介绍说，新娘进宫的仪式繁缛，一定要绕道大清门，一连五六天的清晨，这条路上的嫁妆仪仗队络绎不绝，如蚂蚁搬家一般。华盖的顺序、颜色、举旗人的爵位，都有严格的讲究。其中，端亲王骑白马上，四十八匹小白马由内侍牵引，三十二人举旗，四十八人撑华盖，后面又跟着二十顶形制相似但色彩各异的华盖，一百九十二人提“囍”字灯笼，然后是骑在马上的其他亲王，再是新娘乘坐的三十二抬大轿，后面还有一百个骑兵、二百个步兵。仪仗队行动有严格的时间表：新娘上轿，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午夜十二点前新娘一定要进入紫禁城；新娘在大清门听训，凌晨两点前经乾清门大门到达内殿的坤宁宫中。

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慈禧发布一道圣谕，大意是现今幼帝已长大成人，准备将政权交还给他，并命钦天监选择黄道吉日，举行皇帝的亲政大典。随后，钦天监择定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天有吉兆。

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已经十八岁了。正月二十六日，两宫太后下达垂帘听政的最后一道圣谕：“兹于本月二十六日，躬亲大政，欣慰之余，倍深兢惕。因念我朝列圣相承，无不以敬天法祖之心，为勤政爱民之治。况数年来，东南各省虽经底定，民生尚未乂安，滇陇边境及西北路军务未蒇。国用不足，时事方艰。皇帝日理万机，当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付托一人者，至重且钜。祗承家法，夕惕朝乾，于一切用人行政，孜孜讲求，不可稍涉怠忽。视朝之暇，仍当讨论经史，深求古今治乱之源，克俭克勤，励精图治。此则垂帘听政之初心，所夙夜跂望而不能或释也。”

这一天，同治帝率王以下的大学士、六部、九卿前往慈宁宫行庆贺礼，然后来到太和殿接受王以下、三品以上文武大臣官员的朝贺。同治帝发布亲政上谕，表达对两宫太后的感激之情，同时表示不辜负两宫厚望。为表诚敬，同治帝又为两宫太后加上徽号，东太后加了“康庆”二字，西太后加了“康颐”二字。

亲政仪式后，两宫撤帘，太后似乎已不问朝政，退居后宫但又因慈禧与皇后不和，后宫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起先因为阿鲁特氏身体丰腴，不便急趋，慈禧便故意让她来回奔走，使其大受其苦。而后又因为阿鲁特氏疏于宫廷礼节而责罚她。最让人惊讶的是，慈禧借皇帝亲政后国事繁多，不宜劳累之故，要求同治帝与阿鲁特氏节欲，同治帝不可每日在后宫留宿。有人说，慈禧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是因无法容忍自己选中的慧妃遭受冷落，认为冷落了慧妃就是跟她过不去。除了干涉同治帝与后妃间的事，遇有军国大事，慈禧还安排内监密行查探，探悉后便将同治帝召到身边训饬，责怪他为何不来禀报。同治帝很郁闷，为了表示对母后干预自己私生活和政务的不满，竟一气之下独宿乾清宫，白天则私自出宫闲游。

母子关系急剧恶化，同治帝想找个法子让慈禧真正放手。内务府那些精明的官员好像早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纷纷给皇帝出主意，说慈禧太后今生最后的愿望就是想重修圆明园，皇帝若投其所好，把园子修好，让她安心去享福，想必不会再干涉皇帝的事了。其中，以内务府郎中贵宝、文锡和侍读学士王庆祺等鼓吹得最起劲。同治帝听了，颇为动心，不久便下诏重修圆明园。

慈禧对同治帝的决定表示反对。早在同治七年（1868），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否决，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浩大了，要想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朝廷难以负担的。至于此次反对的原因，是慈禧认为同治帝动机不纯，想借机让她彻底放手政务，从此在远离权力核心的园子里颐养天年，嗜权如命的她岂能甘心就此放手？

御史沈淮立即上书奏请缓修圆明园，同治帝以大孝养志之义当面斥责了他。“朕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不安”，次日，同治帝再颁修园上谕，重申值此物力艰难时机，一切可以从俭，但圆明园为两宫太后歇息养老居住之地，可以不尽华靡奢侈，但一定要修葺，无须再议。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十九日，圆明园工程在一片反对声中正式启动。同治帝陪同慈禧亲临视察，并表示自己将亲自督察园建工程，完全不顾亲政时许下的“勤求吏治，乂安民生”的誓言。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承办建园木料的广东商人李光昭被揭发。此人在四川、湖北、香港等地凭借候补知府衔，私刻“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的衔章，打着“奉旨采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经李鸿章调查，证实李光昭有三项罪责：一是虚报木价，欺罔朝廷；二是与洋商签署合同时仅付定金，到后来既无力买木，又无力认赔，致使法国领事出面干预，并与法商极力谴责津海关道渎职；三是擅自以圆明园监督的身份代大清皇帝与洋商签订合同，以致本案上升为洋商与清廷之间的纠纷。朝廷以“诈称内使近臣”和“诈传诏旨”的律例，判处李光昭斩监候。其他参与这起诈骗案的内务府官员也一并遭到严厉处罚。户部借此停发建园的所有经费，朝中大臣也纷纷上折要求立即停止修复圆明园，但同治帝置若罔闻，依然一意孤行。

更严重的是，同治帝自小沾染了乐**好色的恶习。当时他对侍读学士王庆祺极其宠爱，王庆祺是世家子弟，也是个“美丰仪”的男子。他们二人爱看秘戏图，经常看得津津有味，旁人毫无觉察。现在同治帝亲政了，仍然很贪玩，把大把的时光花在捧戏子、逛窑子等消遣上。据说，京师内南城一带，向来是娼寮聚居的地方。同治帝常微服出宫到这些秦楼楚馆，沉迷于温柔乡，以致流连忘返。而每次出行，同行者中必有王庆祺。

纸包不住火，这些丑事最终被捅了出去。据记载，醇亲王曾经泣谏同治帝，同治帝却质问他消息从何而来，醇亲王怫然语塞。七月十六日，恭亲王、醇亲王及李鸿藻、文祥、徐桐等王公大臣联合呈上劝谏书《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奏折中列举了前辈们的创业艰难和后世之君的守成不易，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来所取得的政绩给予肯定，认为这是“内外协力，共济时艰”的结果；同时指出皇帝亲政以来的诸多弊病，希望同治帝能够勤政、勤学、遵祖制、慎言行，言辞恳切，表现了诸臣对修园的谨慎态度和真挚的忧国忧民之心。

同治帝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朕将园子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何饶舌？”奕訢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望皇上容臣宣诵！”他准备逐条解释下去。

同治帝越听越气恼，终于忍不住雷霆大发，怒吼道：“朕把皇位让给你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