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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组枢译两署（第1页）

3。改组枢、译两署

时光飞逝，一晃光绪帝已经即位十载，慈禧越来越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慈禧一次次地问自己是什么让她心生烦闷，终于发现是时间在折磨自己。眼看着光绪帝一天天长大，而她则一天天变老。

慈禧心想，同治帝十四岁的时候，慈安太后就开始为他张罗婚事，那时的情形虽然对慈禧不利，但慈安太后公正仁德，而且同治帝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她并不怎么担心。如今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一旦光绪帝大婚，她再不愿交权也不成了。因为恭亲王奕訢和醇亲王奕[imgalt="patch"height="12"srages091525777546。png"width="13"]是亲兄弟，而光绪帝又是醇亲王之子，要是他们三人联手，朝廷哪里还有她的立锥之地，别说独掌朝政，只怕是连干预朝政都不可能了。

为此，慈禧从光绪帝即位开始就采取了一些非常不近情理的措施：颁布懿旨，晓谕天下，光绪帝生下皇子后，皇子将承继同治帝皇嗣，也就是说光绪帝必须以咸丰帝为父，认她这个姨母为母亲。当然，要想让光绪帝心悦诚服地认自己为母亲，成为自己可操控的木偶，仅靠一份懿旨是不够的，她还必须与光绪帝建立新的母子关系，割断他与醇亲王夫妇的一切联系，将皇家的威严与亲情深深地烙印在光绪帝的心上。

醇亲王奕[imgalt="patch"height="12"srages091525779118。png"width="12"]在儿子即位后就向慈禧呈交了辞职书，自己仅保留亲王爵位。他在同治朝是朝中重臣，但作为朝官，他又是光绪帝的父亲，长子无法承欢膝下，自己更要每日上朝时站在丹墀下三叩九拜，于情于理，他都难以适应这样的变化。这十年来他深居家中，闭门谢客，更不出访。光绪帝的生身母亲、慈禧的妹妹对于儿子当上皇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喜悦，儿子进宫后，她想见儿子一面都极不容易。

光绪帝入宫第十八天，慈禧便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身边的所有近侍，只能选用老成质朴的内监，但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服侍左右。次年，光绪帝在毓庆宫开蒙读书，慈禧指派翁同龢为帝师。翁同龢一面向小皇帝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今文经学中的“微言大义”和积极进取的思想，试图为皇帝理清社会兴衰治乱的缘由，从而挽救民族危机及日益衰微的王朝；一面通过书房进讲，指导光绪帝学习批阅洋务折件，向光绪帝灌输社会变革思想。但他的革新思想与恭亲王奕訢、左宗棠、李鸿章的思想有很大区别，他立足于传统文化，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出发的。他的思想观点、行为做派让慈禧认定他是老成质朴之人。而光绪帝不仅接受了翁师的思想，还接受了洋务派的思想。

在慈禧的精心塑造下，光绪帝表面上温和顺从，逐渐与太后建立起所谓的母子关系，但骨子里却很叛逆。因为他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在他头上永远端坐着一个绝对权威——慈禧，他的“亲爸爸”。

掌握了光绪帝的这一特点后，慈禧不得不示之以威。据《戊戌变法资料》记载，“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唯西后与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可见慈禧在光绪帝心中已是绝对权威。这也使光绪帝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体会到帝王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入宫后，每逢慈禧在养心殿召见或引见臣工，他都必须到场，正襟危坐。面对匍匐在地的群臣，发号施令的只有慈禧一人，他不过是慈禧案桌上的摆设罢了。

慈禧整天忙于政务，有意培养的亲情和树立的威严仅限于表面，光绪帝内心的真实感情，她很难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越来越频繁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一旦亲政，还能否秉承慈禧的意志办事，连翁同龢都没有把握。所以，慈禧对光绪帝的教育引导和监督一刻也没有放松。

当然，慈禧最担心的还是恭亲王奕訢。自“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对奕訢始终采取既用且疑的策略，用人之道与咸丰帝一脉相承。现在奕訢的声威一天比一天盛，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都掌握在他手中。这两个部门常以“枢译两署”称之，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是执政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总理衙门也已经从临时的外事机构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综合职能机构。

在总理衙门的行事范畴内，外事牵涉内政，外交牵涉通商，通商牵涉洋务实业，办洋务牵涉培养新型人才，培养人才又牵涉公派留学，从而形成变革的连锁反应。所以，大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办学校、公派留学生等事务，均归总理衙门管辖。

为了强化总理衙门的权力，奕訢还建议由军机大臣兼领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总理衙门实际上已经是洋务运动的决策与执行班子。而且，这时奕訢还兼宗人府宗令，领神机营，负责稽查弘德殿。

慈禧对奕訢的权力膨胀感到恐惧，但她环视朝堂，在文祥、英桂相继去世后，军机大臣大多由奕訢扶植起来。光绪六年（1880），慈禧最倚重的内务府总管、京师步兵统领荣禄被翁同龢举报**后宫，慈禧查证后被迫将他解职。如此一来，她越发显得孤立无援，满蒙大臣中可倚仗的人寥寥可数，她只能更加重用汉臣，同时开始寻找机会解除她最担忧的隐患。

光绪九年（1883），法军入侵越南。越南长久以来都是中国的藩属国，法军此举意在让越南脱离中国的保护，使之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慈禧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怒，准左宗棠所奏，命王德榜招募新军，赴镇南关。但对于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的渗透与扩张问题，军机大臣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李鸿章在与法方会谈时，同意无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还是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都暂时搁置不议，因为他认为当时各省的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李鸿章这番话提醒了慈禧，在洋人心目中，恭亲王奕訢才是真正的清廷代言人，如果他借用洋人的势力来逼迫朝廷，后果将不堪设想。这让慈禧对奕訢的戒心又加深了一层。

为解越南的燃眉之急，慈禧除了暗中帮助黑旗军刘永福（9）援越抗法外，又饬令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派兵出境援助。光绪十年（1884）二月，米乐继孤拔之后成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余人，进犯北宁。二月十七日中午，李鸿章在天津收到上海传来的电报，称法军加强了对越南北部中国军队的攻势，对垒的黑旗军死伤甚众，越南北宁已被法军占领。他立即转报总理衙门，晚间又补充报告上海的洋轮听到北宁清军失守，都升起法国国旗庆贺。日本驻天津领事面见李鸿章时也接到东京电报，确认了这一消息。

慈禧收到李鸿章的奏呈后，召见了几位军机大臣，让他们传阅了李鸿章的简短电文，但大臣们认为奏报太简略，无法判断越南局势，于是暂且搁置不议。这一天北京正下着蒙蒙细雨，军机大臣们走后，慈禧站在养心殿台檐下，望着阴沉的天空长长叹了口气，脸色也像天空一样阴郁。

这一细节被翁同龢看得真切，他预感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这天夜里果然风雨大作，翁同龢心中不安，索性起身在昏暗的烛光下，给醇亲王写了封短信，讲到老佛爷的不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恐从此棘手矣，噫！”

其实，感到惶恐不安的不止翁同龢一人，总理衙门大臣张佩纶心中同样不安。第二天他给岳父李鸿章写信，也提到老佛爷的不满情绪，并在信中说：“北宁又失，事更棘手。徐延旭太不知兵，鄙见欲去之久矣，此坐谁属，仓卒求才，殊不易得。愿我公密筹见复。”徐延旭是援越桂军统帅，对于前线失利负有直接责任。而徐延旭出任巡抚正是张佩纶两年来极力推荐的结果，李鸿章又能说什么呢？

慈禧很快做出决定，下令将徐延旭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责令他收拾败军，尽力抵抗；如再退缩不前，将从重治罪。然而，越南战局并未出现转机。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第三次奏报朝廷，位于越南东北的太原失守，黑旗军和清军死伤甚众，法国准备向中国索要巨额赔款。慈禧闻报震怒，于二十九日颁旨：“镇南关外军情万急，徐延旭株守谅山，毫无备御，唐炯退缩于前，以致军心怠玩，相率效尤。故将徐、唐革职拿问，解交刑部严处。”

滇、桂两省大员受到重惩，但战事还没有结束，法军继续向北推进。慈禧又急发一道懿旨，饬令湖南巡抚潘鼎新、贵州巡抚张凯嵩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督军驻守镇南关。

张佩纶深为自己荐人失察而自责，他又给李鸿章写信说：“误荐徐延旭，乃鄙人之罪，此时亦无诿过之理，俟奏报到日，自请严谴，公谓何如？”李鸿章的回复却是轻描淡写：“徐延旭当地方官自是能吏，而以关系洋务、军务大局之事轻相委任，在你为失言，在朝廷为失人，不独鄙人不谓然，天下皆不谓然也。你为言官，论列贤否，朝廷向无严谴之例，枢臣对徐一意信任，则不可解。我与李鸿藻及你皆至交关切，不得不深痛惜之，以后望更加虚衷体察，勿愎谏自是为幸，自劾万不必也。”他没有严厉批评张佩纶，只是善言提醒他以后不要轻易举荐。但是这时却有人出面弹劾张佩纶，他就是左副都御史盛昱，肃武亲王豪格的七世孙。作为爱新觉罗宗族，他认为自己数代荣享皇恩，必须仗义执言。

三月初八是清明前的寒食节。禁烟冷食让一向喜欢热闹奢华的慈禧有时间冷静地整理一下思绪，她又想起了越南战事。从越南北部到北宁，再到越南东北部太原，清军先是不战而退，再是战而不胜，这些与军机处的怠惰有莫大关系，正好可以借机整治军机处，把奕訢拉下马。她正考虑该从何处入手，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章适时出现了。

盛昱以张佩纶推荐唐炯、徐延旭失察为由，上奏弹劾全体军机大臣。他在奏折中说：“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超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粤，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

盛昱也主张弹劾新委派的潘鼎新、张凯嵩两位巡抚，指出：“唐、徐既经拿问，即当另简贤员，却就近于湖南用潘鼎新，于贵州用张凯嵩，该二员一则粗庸、一则畏葸，该大臣等岂不深知？而依其愚见揆之，是恭亲王等鉴于李鸿藻而不敢言，李鸿藻亦自鉴于前而不敢言，以为就地取材，用之为当固不为功，用之而非亦不为过；如此存心，是诿卸之罪也！”为此，他在奏章中提出解决方案，“惟有请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将讳饰素习悉数湔除”。

这份奏折写得尖锐而恳切，义正词严，以张佩纶“滥保匪人”的罪名，要求揪出他的后台，完全站在为太后和皇帝谋划的角度，将用人不力的原因层层剖析。慈禧如获至宝，破例将这份奏章拿给光绪帝“御览”。光绪帝也认可是军机处结党营私导致越南战场失利，所以他支持慈禧对军机处加以整顿。

慈禧和光绪帝都赞同盛昱的观点，认为恭亲王奕訢、宝鋆“俯仰徘徊，坐观成败”，景廉、翁同龢“才识凡下”，张佩纶、李鸿藻“滥保匪人”。这样的话，军机处就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慈禧决定以此为借口，改组军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