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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庚子事变的朝廷（第1页）

3。“庚子事变”的朝廷

就在慈禧处心积虑地废帝立储，借义和团的势力震慑外国势力时，外面战事已起，清廷内外处处不平静，纷争不断。

慈禧第三次训政后，用强硬手段挫败了帝党新政，但是她依然认为自己的执政地位面临威胁。为了彻底隔绝光绪帝与外界的联系，在政变后的几天里，她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或处死，或充军，无一幸免。后妃之中，她更是对珍妃痛下狠手，施以杖责，并撤去簪环，软禁于钟粹宫后的景祺阁冷宫中。

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不仅不能理政，连平时的生活起居也受到限制，比如吃的饭菜要等凉了才能吃，即便寒冬腊月也是如此，光绪帝在此期间，受尽折磨。据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天，光绪帝微服出行，谁知刚走出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侍卫跪下请他返回。事后，慈禧命人把水面的冰凿开，并加派侍卫，以防光绪帝逃走。

光绪帝已然丧失了希望。慈禧虽然看到了国内舆论的反抗，也感受到列强的强硬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她依然坚持认为自己作为清朝的主宰者，废立皇帝纯属“家事”，所以只是对废帝计划进行调整，暂缓废帝。

在正式宣布传位给新帝之前，光绪帝仍不得不扮演好“傀儡天子”的角色，每到重要节日都被“请”出来主持祭祀大典。按清朝礼制，元旦、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祭祖等，都要举办典礼活动。其中，每年的祭天典礼皇帝必须亲临。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至日，光绪帝主持了他被幽禁后的第一个大祀典礼。头天下午，荣禄率队护送光绪帝出西苑，前往天坛。次日日出前，斋宫鸣太和钟，皇帝起驾至圜丘坛。圜丘坛东南燔牛犊，西南悬天灯，烟云缥缈，烛影摇红。光绪帝神色黯然，完成这个庄严隆重的仪式后，他又将被关回那个孤寂幽冷、象征耻辱的瀛台涵元殿。此后，光绪帝的作用也仅限于出席此类典礼活动，充当大清“门面”。

慈禧这次训政，皇帝缺席，但她却可以继续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号施令，独断朝廷大事。她首先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名”，要向朝中大臣、外国使节证明，她发动的这样一场政变是正确的、正当的、完全有利于朝廷的。纠错的办法是全盘恢复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一日，慈禧在谕旨中说，现在时事艰难，一切改革事宜应该斟酌考量。八月二十四日，她下令恢复科举制度，裁撤农工商总局。九月十八日，武举考试恢复。如此一来，维新变法的成果可以说**然无存。慈禧的第二步是铲除那些冒犯、反对她的人，然后将她的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任何皇亲国戚，不管官居何位，如若存二心，不忠于朝廷、不支持她，都会受到严惩。满族亲王若有谋反动机和言行，都很难逃过慈禧的“法眼”。

戊戌政变后不到一年，慈禧就将支持维新变法的汉臣和帝党清除殆尽，重用王室宗亲和满人。朝中大臣之间的钩心斗角、拉帮结派越来越明显，对权与利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在戊戌政变中大捞好处的无疑是荣禄、袁世凯等人。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慈禧就擢升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控制京津地区，并掌控人事任免权。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外患，八月二十六日，慈禧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及袁世凯所部新陆军，统率督练各军。十月二十四日，荣禄奏请练兵筹饷，将毅军、甘军、武毅军、新陆军整合起来，分前、后、左、右四军，各驻防地；荣禄自募一支中军，驻南苑安营操练，确保京畿安全。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二十日，荣禄在北洋新军的基础上创立武卫军，同时奏请奖励各军。袁世凯的新陆军训练三年，卓有成效，经荣禄奏保，袁世凯因“勤明果毅，办事认真”，奉上谕“着交部从优议叙”。新陆军则改称“武卫右军”，拱卫京津。

事实上，政变后的满汉矛盾、新旧矛盾、朝廷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彼此交织，异常突出。后党内部，荣禄与刚毅在军机处明争暗斗，对时局影响甚大，紧紧追随荣禄的袁世凯也受到波及。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山东巡抚张汝梅被参劾。围绕此事，荣禄、刚毅两派针锋相对。正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讲学士陈秉和率先发难，参劾张汝梅奉职无状，纵容义和团，并含沙射影地攻击荣禄。在奉旨回奏时，陈秉和更明确指出，张汝梅与荣禄“相交甚密，至其往来交通，事情暧昧”。参劾疆臣，牵连枢臣，显然事有根源，其幕后主使便是刚毅。对此，荣禄进行了反击，陈秉和随后遭到上谕严厉斥责：“荣禄由西安将军于光绪二十年八月来京，张汝梅于二十一年正月由陕西臬司简放陕西藩司，其护理巡抚则在是年四月，斯时荣禄早已在京供职。所称往来交通情密，更可不辩自明。即使近在同城，亦安见即有密交暧昧之事？”因“信口捏造”，陈秉和被传旨“申饬”。

但陈秉和的奏折中还有一条是批评张汝梅派差时任用子侄亲戚，如“袁保纯之委铜山盐务，袁世敦之委带营务”等，指责他们“狼狈为奸”。袁世凯因叔父袁保纯、弟弟袁世敦而牵涉其中。朝廷派户部右侍郎溥良（6）查办此案，经过多日细查，溥良奏称，张氏所说“尚无不合”，“唯该员等究系该抚子侄之亲戚，虽例无应行回避明文，该抚当援照李秉衡（7）成案奏明请旨遵行，似不应遽委差缺致招嫌怨”。言外之意，张汝梅还是有任用私人之嫌。

如此一来，荣禄与刚毅打成平手，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只意味着斗争将继续下去。此案牵涉荣禄、袁世凯甚至李鸿章，清廷内部开明与守旧阵营的对立不言而喻。奉旨前往山东查案的溥良也属刚毅一派。二月初三，朝廷将长期在山东做地方官的署理江宁将军毓贤调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开缺听候查办。后经溥良复奏，称张汝梅在山东巡抚任内，于捕务（惩办义和团）、赈务、河务办理未能尽善，虽无废弛、欺饰情形，但用人不当。慈禧上谕将张汝梅降二级，另候简任；同时命新任巡抚毓贤对袁保纯、袁世敦等人“才具是否称职”，随时“察看”。这个结局恰巧反映了刚毅等人的态度，他虽然一无所得，但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荣禄、袁世凯朝中权势日盛，但在留用徐世昌一事上受阻。三月十四日，袁世凯以营务繁重、佐理需才为由，上奏请求丁忧服满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继续留在营中效力，并请求“免扣资俸”。他列举翰林院检讨宋育仁（8）奉旨回籍办理商务、在籍编修范仲垚奏请调充豫省中学堂总教习，均获特旨准其“原资原俸，免其截扣”，希望可以援例恩准。但是，上谕仅同意继续留营效力，“不扣资俸”的要求被拒绝。三月二十七日，与刚毅关系密切的山西监察御史彭述（9）上折呼应，对此举大为赞赏，并请饬部将奏调滞留在外当差之京员与候选人员一并明定章程，不准免扣资俸，避免某些官员“假公济私”，以为“巧宦之阶”。显然，这是针对袁、徐的嘲讽，幕后仍有刚毅的支持。

就在朝廷内部纷争不断的时候，西方列强的侵华活动也日甚一日。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意大利效仿英、德、俄等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并派军舰在杭州湾一带游弋。二月初六，清廷命两江总督刘坤一、浙江巡抚刘树堂全力布置防范。

二月二十日，德国军队也借故从山东青岛出发，滋扰日照、兰山等地。朝廷急命张汝梅、毓贤饬总兵夏辛酉（10）兼程前往，相机行事。一个月后，朝廷又以山东德军情形叵测为由，让新任山东巡抚毓贤拣派将领，严密布置，预占先机，甚至不惜以陆上应战来阻止德军进犯。同时命袁世凯率兵前往德州，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在上谕下发的前一天，荣禄写信给袁世凯密授机宜：

蔚廷仁弟大人阁下：十九日差弁来，接奉手书，备悉一是。电报亦阅悉。近日如有探电仍望速示，缘上时常问询盼念也。洋员巴森斯所述各节，昨已另缮节略，恭呈御览，当奉慈谕一切云云，此早遵即将致吾弟之函又复呈览，奉谕即行达知。兹特将原稿二件抄呈，希即遵旨办理，望即答复以便复奏。是为至要。吾弟于接奉后应带队伍若干，约于何日起行，均随时示知，以备垂询。在上意似不动声色，以免德夷知之，借为口实，故不由枢府、总署传知耳。尚望秘密为妥，倘将来该夷没有蠢动，亦须飞电达知，以便请旨遵办，切勿造次。转恐外人有所借口，则不妙也。至于该夷一切举动、情形，务望多发侦探，随时电兄知之。或专书亦可，万一有战事，兄必即来为吾弟接应耳。总之，时势如此艰窘，原不敢轻于言战，然设时逼处，此亦不得不较量短长也。老弟明珠在抱，自然措置裕如，不致操切也……

荣禄顿首

廿一日亥正三刻灯下

这封信是袁世凯与荣禄交流对策的确证，透露出荣禄随时将从袁世凯那里获取的情报直接禀报慈禧，并绕过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直接传达旨意的内情。刚毅之所以嫉恨荣、袁二人，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军机大臣的权力被剥夺了，所以他在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权臣中，袁昶和许景澄之死也反映出朝廷内部斗争的激烈程度。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八日，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在连上二疏请求剿杀拳“匪”无果后又许景澄冒死联名上书，弹劾大学士徐桐、刚毅、启秀等人，并暗指载漪等皇亲袒护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力谏剿灭拳民，诛杀纵“匪”祸首以退洋兵，保全社稷：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于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十余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踞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族，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乱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平之而有余。